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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机关反思冤案,递罪逻辑如何终结

2019-07-14 10:57:45
2019
07/14
10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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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段时间,一批备受社会关注的争议案件陆续重启审查,包括浙江叔侄案、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在内的陈年冤案得以纠正。与此同时,最高法、最高检等法律部门频频发声,检讨冤假错案的炮制逻辑。日前,浙江省公安厅进行专题座谈,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“首次系统反思杭州错案”。

应当说,这是在近期冤假错案密集平反背景下,由具体侦查机关出面的首次系统表态。值得肯定的是,越来越多的法律部门不再回避既有冤案,并试图破解冤案的制造逻辑。侦控审各方,依照法定授权作为刑事诉讼法律程序中的关键部门,其担负职责或有不同,但于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这一要求而言,却是注定要彼此关联的。

浙江公安厅厅长刘力伟说,“不可能是一个人办,也不只是公安一家办”,言语中似乎还有些委屈的成分。客观来说,冤假错案的形成,多从侦查阶段便已开始,但随后的起诉、审判等环节,原本的监督、制衡设计无法奏效,代之以所谓“兄弟单位”的过度合作。错误一旦开始,便很难停下来,而且必须要通过更多的错误来遮掩、强辩,“一步错,步步错”,递罪逻辑就此形成。但追根溯源,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依然是诸多错误的开端,这一点也推不掉。

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绝,此中缘由并非仅是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不高,或者全程录音录像未得到贯彻等,其背后存有深刻的制度逻辑。现行刑诉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,但做了不小的保留。只有“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”获得的言词证据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,而依据刑讯所得的口供,辗转再猎取 的物证、书证等派生证据,只有到了“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”时才会被排除。这意味着在刑事程序中,对此种可能来源并不合法的“毒树之果”,怀有暧昧和宽容。

此外,刑讯逼供一度泛滥成灾的一个直接原因,“命案必破”以及“限期破案”所形成的行政压力不可谓不大。浙江警方试图在此问题上纠偏,依然强调“命案必破”,对“限期破案”则有修正,不再强求“当天破、当月破、当年破”的时间压力,并取消破案率、批捕率、起诉率。

讯问环节全程录音录像,“也是在保护民警自己”,这句话从侦查机关负责人口中说出,别有一番滋味。此前,学术界、律师界以及舆论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呼吁,也一直在重申,全程录音录像对侦查人员的保护作用。让自证清白有扎实的证据支撑,而不是像现在一样,往往寄希望于用一纸证明(以及背后的“兄弟单位”面子)来否认刑讯的指控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在侦控审各方对待防止冤假错案的态度上,虽然趋向一致,却仍有认识的差异。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“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,天塌不下来”,以此告诫法院系统“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,宁可错放,也不可错判”。但公安、检察机关在这一问题上,都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“绝不放过一个坏人”的既有思路,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办案过程、程序做微调。个中差别虽可作为防范冤假错案大讨论的插曲,却也可能是下一步亟待统一认识的部分。

冤假错案的纠正过程,还人清白、给人赔偿之后,问责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。而今侦查机关也说“错案必纠,有错必罚”,但对陈年旧案的个人责任追究,如何经得住证据的考验,尤其是不能给人以放纵的观感,可能已经成为考验侦控审各方的最大难题。毕竟,被纠正的错案已有多起,但错案责任人被问责却依然鲜有耳闻。

align="right">(原标题:[社论]侦查机关反思冤案,恩施今日头条新闻,递罪逻辑如何终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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